这两天,联想控股在香港正式开始了全球路演,外界给予了这家30年的企业极大的关注。看到这些报道,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27年前,我陪同中科院周光召院长第一次去参观香港联想时的画面:在香港柴湾非常破旧工业区,一个拥挤杂乱的小楼里,柳传志在一群穿大裤衩、光膀子的工人忙碌的身影中,给我们讲联想未来国际化的梦想。
这些年当中,也经常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:如果当时你没离开中科院,好好做你的处长、走你的仕途,你的人生会怎样?
回答这样的问题,还是从1992年和柳传志一起坐火车硬座的经历说起。
1990年,我正式离开中科院加盟联想,先是在总裁室工作,从柳传志的助理做起。后来因为要派到香港联想工作,所以几乎将联想当时的各个部门都实习了一遍,工厂做过,也卖过打印机。当时做的也都是一些小事,和我以前在中科院经常接待诺贝尔奖科学家、接待高级别的外宾相比,真是有很大的落差。
1992年,我陪柳传志从深圳到广州出差,当时的条件,只能坐硬座。就在那个咣咣铛铛的硬座火车上,柳传志和我讲了很多如何适应企业工作的心里话,直到现在,那个场景,那些可能影响我一生的话,我都无法忘记。
在大家眼里,我是“资产阶级小姐闹革命,从城市到延安”,关于我在中科院时从处级干部升任副局级干部时遇到的困扰,柳传志也是很清楚的。
柳传志在中科院时一度调到科学院的干部局工作,但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应这个工作。柳传志说,当时他有两个选择,要不好好做下去,也会做得很好,要么就离开,但是他绝不会坐着这个地方又不干事还发牢骚,这是没有用的。
这些话对我的启发是非常之大,甚至彻底扭转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,包括后来在联想工作的17年,我都把这些话当成座右铭。
那次漫长的硬座之旅,使我终身受益,而两年之后的1994年,柳传志也用他的亲身经历,再次让我在实践中懂得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。
当时,联想准备在香港上市,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。当时红筹上市在香港的不多,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家,真正实现上市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1994年联想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
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晚上,为了向一名负责相关工作的处长汇报工作,柳传志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在冷风中等了将近3个小时,天那么冷,但是柳传志一直乐乐呵呵的,没有任何一点埋怨的意思。他还一度怕我们饿着,让我们去吃点饺子。因为怕错过和处长汇报工作的机会,我们还是没有去。
还有一次是在香港,也是为了向相关人员汇报情况,柳传志带着我在酒店大堂等了很久很久。最后,终于争取到了说上几句话的机会,其实就是这个人从酒店门口走到电梯间这短短的不到一分钟时间。
后来,每当说起这些细节,柳传志总会和我说,雪征你千万要记住,我们是要做大事的人,永远不能埋怨。
1997年前后,香港联想出现财政困难,在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各个银行之间算利率、争取贷款的时候,我真的没有一点难受,也从不觉得委屈。后来,联想并购IBM PCD,需要国内6个部委都一致通过,虽然工作量巨大,但是我心里很坦然,我的动力,就是要把事做好。
即便是到了现在,我离开联想集团从事投资工作,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深圳到广州的那辆火车上,柳传志对我说的那句话——我们是要做大事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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